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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廢漢字”公案及后來

來源:文匯報 | 劉火  2019年09月29日07:25

被認為是“廢漢字”公案的始作俑者錢玄同

廢漢字,是100年前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廢漢字,今天多認為肇事者為錢玄同,事出錢文《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錢文載于1918年4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其實,廢漢字一說最先源于同盟會元老吳稚輝。錢玄同1917年6月(《新青年》1917年6月第三卷第四期)致陳獨秀信時說“昔年吳稚輝先生著論,謂中國文字艱深,當舍棄之,而用世界語”;錢又在《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里,引了吳在《新世紀》第四十號上的文章,吳文說“中國文字,遲早必廢”。《新世紀》四十號出版于1918年3月。當然,幾個月前后,時間上并無多大差別。但就廢漢字的立論與主張,錢玄同的《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比吳文更為詳盡。因此《新青年》的這一期,具有巨大影響力。所以將廢漢字一說的“功”或“過”,理所當然地算在了錢玄同身上。

《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中廢漢字依據的是(或響應)陳獨秀推翻孔學、改革倫理的新思想,錢文認為,“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錢文一出,在知識界、文化界乃至政界,立即引起掀然大波。《新青年》同仁陳獨秀、胡適、劉半農、魯迅等堅定地支持錢文,并與反對者展開論戰。

在那一場驚世駭俗、驚天動地的反對舊文化樹立新文化的啟蒙運動中,矯枉過正在所難免。即便今天,錢、陳、魯等的預言,雖然沒有出現(可能永遠也不會實現),但就廢漢字主張本身來看,依然可以看到它的歷史功績。廢漢字,除了在反舊倫理、舊禮教、舊傳統之外,還在漢字的簡化和拼音注音兩個方面取得了漢字歷史上的重要進步。前者的標識是:錢玄同1935年抱病為中華民國政府制定的簡化字方案(此案,由于戴季陶等人的堅決反對,未能出籠),后來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55年簡化字方案的藍本;后者的標識是:周有光等制定了今天廣為使用且便捷的漢語拼音方案。

事實上,歷史上總有些事糾結糾纏。即便錢玄同,在廢漢字上,也并非那般的決絕。僅隔四個月,即在1918年4月錢發表了《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后的1918年8月,錢對于廢漢字有了一種新說法:“至于玄同雖主張廢滅漢字,然漢字一日未滅,即一日不可不改良。”(《錢玄同答朱經農任鴻雋》)錢玄同的這一修正,我們可以看到,針對漢字的廢、立、新的基本觀點,其出發點就是打倒舊禮教。從這一角度上觀察,漢字所承載的中國文化和中華文明,急需要的是“改良”。改良的過程,或許是一個漫長而又艱辛的過程,但它必須前行。而在這一過程中,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不僅因為它的主角是兩位名流陳寅恪與劉文典,而且它與漢字直接相關。這就是著名的“對‘對子’”事件。

1932年夏天,時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的劉文典,請陳寅恪代擬1932年秋的新生入學考試國文題。陳雖即往北戴河休養,卻欣然應允。國文題為《夢游清華園記》,陳注“曾游清華園者可以寫實,未游清華園者可以想像”(原文稿即如此)。在此基礎上,陳專門出了一道“對子”題,題目為“孫行者”,并注“因蘇東坡詩有‘前生恐是盧行者,后學過呼韓退之’”(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寅恪集/書信集》里《與劉文典論國文試題書》專門談及此事。

為什么要以“對子”來考報考中文系的考生呢?

陳寅恪為此列出甲、乙、丙、丁四條理由:一、測試虛實字及其應用;二、測試能否分別字音的平仄;三、測試讀書之多少及語藏之貧富;四、測試思想條理。前兩條便屬于漢字文本之事。虛字(詞)是漢語(字)有別于拉丁字母語系最重要的區別之一,而且虛字之多、虛字的詞義之豐、虛字的使用的歧義之繁,恐是當今世界語言中最奇特的現象(198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虛詞例釋》就開出了790條虛詞)。這一現象,讓漢語表達的豐富和多義成為漢語的重要特征之一(或者說,這也是錢玄同們要廢漢字的原因之一);同時也是對使用漢語的國人對其漢語及其漢文化的理解能力的標識之一。三、四兩條是講漢語經典的閱讀廣度和認知深度,以及融會貫通能力表達的重要性。從漢魏晉以降的賦及駢文,到唐的近體詩,漢字于此四條,不僅僅成就了漢語獨特的表達,而且也讓這種方式達到漢語藝術上的高峰或頂峰(這也許也是錢玄同們要反對的痼疾之一)。

為什么與錢、陳、胡、魯廢漢字等新文化諸君同樣學貫中西的陳寅恪,會如此推崇對“對子”一事?陳寅恪認為,在中國語文文法未成立(劉案,陳寅恪認為中國第一部漢語文法《馬氏文通》將英文文法硬套漢語,先天就不成立。陳為此譏諷《馬氏文通》“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之前,“似無過于對子這一方法”可檢驗考生的“國文程度”。陳寅恪認為,于此,應有一種歷史觀。那就是,于現存的使用了3000多年的漢字及其漢語文法來說,不能“認賊作父”,即不能隨意用他種語言或他種語言文法替代漢語漢字和漢語文法。如果這樣,就會“自亂其宗統也”。顯然,這是對廢漢字事隔15年后的遙空否定。

1918年到1932年,時間僅過去15年,漢字不僅沒有被廢,而且以另外一種方式得到強化。這是對新文化的反動嗎?顯然不是,在陳寅恪看來,出對子是“與華夏民族語言文學之特性有密切關系”所至,同時在陳寅恪看來,這也是“吾輩理想中之完善方法”。什么是“吾輩理想中之完善方法”?那就是通過對對子,達到對對子者的“思想必通貫而有條理”。這正是漢語使用者所需達到的最高境界!說到底,錢玄同們的廢漢字的目的就是要改良舊中國的舊文化和舊倫理,就是希望通過漢字的改良來實現大眾的啟蒙。于此一點,新文化的先軀們矢志不渝。1935年12月,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們對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見》指出:“中國已經到了生死關頭,我們必須教育大眾,組織起來解決困難。但這教育大眾的工作,開始就遇著一個絕大難關。這個難關就是方塊漢字,方塊漢字難認、難識、難學。”希望一種新文字“使它成為推進大眾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

末了,說一說這場對對子的曠世考試的結局。在對“孫行者”的對子中,據說“惟馮友蘭君一人能通解者”。為什么馮友蘭君能通解?陳寅恪指出“蓋馮君熟研西洋哲學”(陳寅恪1965年語)。可知,于陳寅恪來看,打通中西,才是我們前行的途經和認知的平臺。拿陳寅恪的話講,通過對對子,讓使用漢語者能夠“具正反合之三階段”(陳寅恪1932年語),從而獲得新知。這與錢、魯等新文化先賢們打倒舊文化建設新文化,不是殊途同歸、異曲同工嗎?

據說,“孫行者”對得最好的那支對是“胡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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