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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俊:“新中國文學70年”的幾個文學史問題

來源:文藝批評公眾號 | 吳俊  2019年10月06日08:46

編者按

當我們使用“新中國文學70年”這種劃分或命名時,實際隱含了對傳統“朝代分期”的默認。但從文學史研究的學術層面上說,這種劃分或命名實際上也是在同時提出了一個要求,哪怕是潛在的暗示性的學術要求,即新中國文學(當代文學)70年的文學史區別性標志或特征是什么?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史階段,新中國文學70年形成了哪些新的文學史現象和問題?70年文學的內部構造和關系又如何?這一類問題從學術規范的層面要求我們要有一種關于新中國文學70年的文學史定位和定性。而對于這70年的文學或文藝來說,其內部階段的劃分以及各時段中邏輯關聯的問題無不與當時以及當下的政治、學術、技術等問題纏繞在一起。除了“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文藝)”以及“新時期文學”這種約定俗成的命名之外,對于1976-1978等特殊時段的文學文藝問題也需要有更有效的理論。吳俊老師在本文中對“國家文學”中體現的當代文學的制度性特征、新時期文學與當代文學的歷史關聯以及新世紀以來的媒介的工具文明屬性等問題進行了闡釋,并且提出了基于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當代文學史和批評史寫作的可能性。吳俊老師認為,我們現在需要探討并設計的是當代文學史教學科研的理論實踐路線圖,在現有的基礎上完成、完善包括當代文學史、當代文學批評史等在內的基本建設工程。

本文首刊于《小說評論》2019年第5期《文壇縱橫》欄目之“吳俊專欄·話說新世紀文學”,轉載自公眾號“小說評論”。特此感謝!

一、文學70年的內部關系之問

當我們最近不斷討論新中國文學70年——哪怕是中國當代文學70年這種措辭或說法的話題時,其實就是在默認一個事實,默認一種文學史的特定階段/代際區分概念的使用方法——我們是沿用了古代文學史的流行分期方法、按照傳統的“朝代分期”來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分期的標準。在此意義及使用方式上,新中國文學70年無疑和兩漢文學、唐代文學、民國文學等歸屬于同樣的文學史分期概念范疇。也就是說,我們仍然是按照國家權力正統形式的一般譜系來作為某個時代的文學史劃分依據或標志。這本身并沒什么問題,向來對于中國古代文學的歷代分期標準或約定俗成的劃分做法并沒有顛覆性的質疑。但從文學史研究的學術層面上說,這種劃分或命名實際上也是在同時提出了一個要求,哪怕是潛在的暗示性的學術要求,即新中國文學(當代文學)70年的文學史區別性標志或特征是什么?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史階段,新中國文學70年形成了哪些新的文學史現象和問題?70年文學的內部構造和關系又如何?這類問題或要求,隱含的是對70年文學史成立與否及相關研究的一種學術規范性訴求,即使在約定俗成的使用中,也需要有一種確定性的基本共識,至少提供一種能夠具備概括70年文學史的特定性質或面貌的理論概念及相關研究方法、路徑的思考邏輯。換言之,要有一種關于新中國文學70年的文學史定位和定性。

這種區別性特征的概括或曰文學史的定位定性,在學術實踐中的解決可謂難易兩說。從難者說,問題牽涉太廣,不易籠統說清,且非長篇大論不可;而就易者言,最大的問題也可以一言以蔽之,至少是“新中國”3字已經將這70年文學定位定性了,所有一切都可以圍繞著說。但文學史研究的學術展開和落實畢竟不能如此就易避難,還得面對和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和難點,尤其是一些專業性、基礎性的特定問題和難點。先從比較明了的現象說起,看能發現什么可供進一步探討的疑問。

比如,按照國家權力政治或制度性規范來相對區分新中國文學70年的內部階段的話,與當下關系最密切、也最被認可且流行的一種說法(甚至已經成為一種概念)是其中的改革開放40年文學。這一概念源自或承襲了最初的新時期文學的概念,其合法性可謂天然的不證自明,是由“新時期”的確立來獲得保證的。那么,我們來看在這40年的改開文學中,曾經慣用的、現在仍具文學史地位的新時期文學占據了多少歷史份額呢?簡單說,新時期文學結束于何時?由此,新時期文學與改開文學構成什么關系?當我們依據國家權力政治合法性劃分文學史階段時,必須遵循同樣的邏輯給出其中的政治——文學的關系依據。所以,即便是在改開40年文學中,以新時期文學的認知,至少可以將這40年分析、細分出三種文學史階段的概念,即新時期、新時期后、改開40年。其中新時期后階段的文學史概念至今并無共識認同的命名,這主要是因為新時期文學的結束時間尚屬曖昧模糊,未便真正確定。

再來看改開40年前的30年文學,問題更棘手了。其中,所謂“十七年文學”起初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史概念,它主要是相對于后來的、也用于區別后來的“文革”文學而使用并確定的一個說法,那么“十七年文學”的曖昧性和復雜性就出現了——它原本只是一個時間、時段所指,使用中雖有其政治目的,但并不是一個企圖以政治特點定性的文學史概念,只是最初又確與“文革”文學/文藝對用而凸顯出了自身所處的政治性語境——相比之下,文革文學則始終就是一個特征相對鮮明、使用相對統一的文學史概念命名。如此,如何理順“十七年文學”與“文革文學”的政治邏輯?有一度以為理順并明確了,但現在看遠非如此。現在發現,以往襲用“十七年文學”一說,嚴格來說在文學史概念上就是個顧及政治因素的權宜之計,但近年來這種權宜已經遭遇了挑戰——政治是需要明確立場的。好像一時膠著無解,只能姑避之。

改開前30年文學的內部關系還有個大問題。“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之后,新時期文學、改開文學之前,還有兩年略多即1976年10月的文革后——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告新時期開始的一個時段,將其置于(哪怕是附屬于)何種文學史階段呢?如果是長時段的文學史區分,有理由忽略這個問題,但是如此之短的文學史區分,形同文學批評范疇的現象,就有必要正視這個問題了。當然,我們也經常是將這兩年多忽略不計的,直接就把1976年10月的文革“結束”接續到新時期的開始。嚴格說這其實有點誤解、甚或是個嚴重的政治錯誤——不僅新時期是個源自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特定特指的政治概念,其始并非文學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是在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上正式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文革雖以粉碎“四人幫”為標志而宣告結束,但文革本身并未因此被全面否定,甚或仍獲得了一定的正面肯定。所以,粗率地認為新時期起于1976年10月的觀念及使用應該是極不妥當的。這個糾結問題的重要性在學術上和政治上也都有相近可為類比的案例能夠略加澄清和說明。比如可以直接做個類比的是現代文學史中,曾有“民國文學”的重提與討論,如何確認并定位1912-1919年間大約7年的文學史階段問題,相關的民國文學的學術概念及使用問題一度被熱議,且引發了一定的爭議。而在中國古代文學中,近似于這個現象發生的問題有時更具挑戰性,因為身處不同的政治時期(不同的朝代往往也是不同的文學史階段),就有了儒林文苑的文人作家身仕多朝的“氣節”疑問或文化評價問題。看似這種現象像是在做簡單的類比,但我想強調的是政治轉換期對于中國文學和文學史研究的特殊重要性。因為政治轉換期往往會使研究者自然而又不自覺地引入了特殊性或變量性的文學標準,從而導致文學評價的特殊性或不確定性的結果。1976-1978,前接文革,后連新時期,政治視野中的文學史迥然有別,怎么辦?這是需要學術策略予以面對、處理和解決的。策略方案或許并非一種,關鍵是解釋具體問題的有效性及邏輯理論性。

稍作歸納,可知在新中國文學70年的文學史認知中,不僅有前30年與后40年如何銜接的問題,還有各自時段中的內部邏輯關聯問題,這些問題既需要學術規范探討,更首先需要的是一種政治性方案的思考,否則學術邏輯也很難兼顧全面或貫徹到底。至于曾經眾說紛紜的一些問題,如當代文學是否適宜寫史之類,現在看其實本不該有啥疑問的,最早古人對于《史記》的態度就已經給出了答案——哪怕《今上本紀》《孝武本紀》并非司馬遷所撰。可見當代文學可否寫史實在是個不是問題的問題。之所以又成為問題,主因或許是畏難避禍、殷鑒不遠的考慮吧。

二、文學70年的制度性之問——所謂國家文學

國家文學是我早十幾年前就提出的一個概念,最近仍有文章在使用。我是將中國當代文學名之為國家文學,或國家文藝。這是我對當代文學的制度性(主要是政治性和結構性)特點的概括。何為國家文學?簡言之,在國家和社會的基本制度設計及規定上,必須直接或主要受制于國家權利支配、以國家權利資源為基礎和主導的文學,包括文學生產過程、文學評價機制、文學生態系統等,就可界定為是一般或典型意義上的國家文學。國家文學的要義和關鍵是在于國家權利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擁有且行使著對于文學的全部合法性的主宰權。這也就可以從國家政治賦予新中國文學的意識形態的核心內涵上來理解。在具體文學研究中,這個概念是從當代文學(批評)所處的社會宏觀生態生發概括而成,著眼于整體性考察的立論,并不含括全部可能存在的個案甚至例外;同時,它實際也是一種對于當代文學的結構性生態特征描述,并不一定完全牽涉或指向價值判斷。簡言之,國家文學主要是一個傾向于制度層面特征的價值中立的用于宏觀現象描述、基本邏輯分析和文學史框架認知的學術概念。

前面說了,國家文學是對中國當代文學的一種制度性特點概括,也就是一種政治性定位。由此可以明白制度的強制性和價值觀、價值取向的政治性或意識形態性,是當代文學最為鮮明的規范性框架或約束,許多時候這是需要強調的“底線”。這甚至使得“政治決定論”成為文學生產和評價的一種常態,有著不證自明的合理性。尤其是在文學批評方面,多數重要的文學批評(包括有影響的個案、批評思潮等)都內含有文學和政治的自覺對話結構——政治或是源起驅動力,或成為批評活動的歸結要素;或是強力介入干預、發揮導向作用的力量,或是決定過程規模、現象性質、獎懲賞罰的幕后操縱者。這種文學與政治的基本結構及表現形式、內容特質,已經內化為當代文學批評的一種本能性格,或稱“內生性格”。這一認識即國家文學的觀念及其理論展開,對我的研究邏輯的建立和研究路徑的選擇有決定性作用。

稍作展開,我們可以了解新中國文學70年的起點,就是與國家權力對于中國文學的制度化建設包括規范和制約同步的。較早就有學者對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的文學史及制度建設意義做過專門研究,我以前也有文章對這一文學制度化的相關現象及進程做過探討,最近幾年間有關第一次文代會的史料發現及研究,更加進一步夯實了有關文學制度化建設的史實及立論。我們可以確認,政治視野中的中國當代文學,或者說新中國文學,從一開始就已經被設計為一種以嚴密的組織性為特征的制度化文學結構及生態。鼎革伊始的國家權力在意識形態制度建設中,有效地實現了對于歧義多元甚至矛盾對立的價值利益傾向的強制性整合和規范性一致,建立并突出了新中國國家意識形態的主流價值觀地位,哪怕在社會意識形態上并不可能完全消除歧義現象的出現或存在,但文學政治的制度化建設,包括生產資源供給與配置,組織機構的布置與掌控,評價獎懲的實施與引導,文學傳播與再生產的范圍、程度、規模及其他種種可能性等,都在制度和機制上合法保證了國家權力對于文學及其生產全過程的制約、支配和主宰。可以說,新中國文學是一種典型意義上的國家文學型態。新中國文學70年就是國家文學實踐與建設的70年。其實,這一觀點并不特殊,倒應該是常識——國家文學正是新中國的國家性質、國家權力體制乃至經濟制度、社會改造和建設規劃在意識形態、文化文學領域里的一種對應形態或制度設計。某種程度上最初也是借鑒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種種中國化建設和發展。

不過,與根本性也是結構性的國家文學制度約束和規范相比,更顯復雜的恐怕是國家文學制度下的中國文學表現出的“逾制”或“出軌”問題。新中國文學在政治上顯然有著宏觀的剛性規定,包括需求、供給與支持,但這種宏觀的剛性規定并不可能完全落到實處,政治對文學、權力對社會并不能完全做到全覆蓋,制度與其規約下的文學社會仍有明顯、甚至巨大或眾多的疏離、脫節、斷裂。也就是說,事實上并不能消除“逾制”或“出軌”的文學個案可能發生的空間,甚至,“逾制”或“出軌”還會是一種常態表現,并且這種情形還幾乎一時甚至長期無解。這就使得國家文學制度本身需要在實踐中完善,特別是要認識到自身的種種有限性。

反過來說,文學和社會包括其中的個體,對于政治和權力的認知、互動與合作的動機、態度、方法等,也是決定兩者關系的制約性因素,常見的情況是沖突起源于政治剛需、不妥協的利益對抗、偶然的或個體的策略性失誤等,這需要一時代的文學表達在觀念、制度、行規上進行自我的意識形態和性格的調適,畢竟文學并非一成不變,有所順應的文學才能生存、發展和壯大,尤其從長時段歷史來看,不確定性的動態恰是文學流變的常態,這不僅見于文學的技術形態,而且也在文學的意識形態上有充分的反映。就此而言,種種所謂“逾制”“出軌”的問題及應對,應該就是新中國文學70年積累下的經驗或教訓的一部分。從文學史的觀察或研究視角看,可以發現對于“逾制”“出軌”的定性和處理,都有一定的程序環節和步驟落實,最初一般是政治定性,組織處理到人。在這種模式下,前者有可能因思想的政治定性的示范性而導致意識形態固化、僵化、封閉的教條主義,不僅削弱思想創新的動力,甚至形成思想的保守、遲滯氛圍;后者則會因針對被動個體的處置輕重失當、或傷及無辜,無形中陷人入坑,造成身份歧視,產生擴散則形成緊張的人際關系和社會影響。可以說后來“文革”的破產就與極端政治所導致的系統性、整體性的社會失敗有關。如果一個社會的政治和文化的更新、再生產能力,特別是源于人的自覺、自由意志而發展、提升社會文明水平的價值創造的能力趨于枯萎和喪失,最終受傷承受代價的一定是社會制度本身,是全社會的整體利益,不僅所謂的發展、進步和繁榮難以為繼,甚至任何制度化建設都會無濟于事。

經歷過改開歷史后,我們尤其深切認識到,現在面臨的難點還是相同的,在國家文學的制度設計下,文學已經獲得了多重權利,甚至是特權(地位),當然在宏觀上也被充分地政治化,被賦予了政治意識形態的功能,那又該如何理解、看待文學個案、個別現象或問題的政治性?判斷文學個案、個別現象或問題是否“逾制”“出軌”及其程度,應該是最需要謹慎把握的關鍵,是國家文學制度下有關文學個案、個體權利的最大的政治舉措。如我曾經多次強調,文學制度研究的重點主要在于制度實踐研究。只有在制度實踐中,才能明白制度本身的問題或實質,才能理解制度中的確切政治含義及作為制度具體實踐者的政治道德和人格人品,才能明白制度設計與人的具體關系。制度實踐是決定新中國文學走向的實際環節,也是新中國文學面貌呈現的真實過程。

新世紀以來,原有的難點尚未完全消除,新問題已經產生,這就是網絡新媒體時代的新挑戰。扼要地說,新媒體所形成的權利分化與重組現象,挑戰了既有的文學制度的權利結構,但國家文學的性質、功能并不因此改變,結論就是,如何完善、改建乃至重建文學制度的結構方式,如何開拓文學發展的技術路徑,特別是如何重新定義文學的觀念、美學原則、一般審美經驗等,就成為一種系統性的問題。說到底,既有的路徑依賴已被證明有害且此路不通。現狀問題主要不是對文學的挑戰,而是文學制度所面臨的具體挑戰。大約是從2014年浙江省作協率先成立網絡文學作家協會,2017年中國作家協會網絡文學中心成立,迄今已有近20個省級組織的網絡作協或類是機構、團體相繼組成。其具體活動或職能包括網絡作家聯絡服務,網絡文學研究評論,網絡政策管理引導,文學網站、社團組織及網絡文學工作的溝通和聯絡等,同時也有對于文學網站的“違規違法”的清理和懲處。這也就是在回應新中國文學、國家文學制度何以為繼的現實挑戰問題。

三、尾聲疊加引子:新時期文學與當代文學的歷史關聯處

改開40年文學始于新時期文學。如前所述,這種概念區分明顯含有著一種“曖昧”——懸置了對于1976年后兩年文學的定位,而這種定位不僅是一種文學的尷尬,更像是一種政治的尷尬,從歷史語境看尤其如此,因為這個時段既非“文革”,也未進入新時期。可能1976年文革后的兩年多一直還找不到一種確切的命名吧。但新時期文學與當代文學的歷史關聯性或許就從這個曖昧的縫隙中獲得了一種探討的可能性,可以由此進入文學史的整體視野中。從這里能夠貫通當代文學史的研究,將1976-1978年視為一種特殊的疊加——前30年文學的尾聲,后40年文學的引子,既彰顯其歷史特殊性,同時將其置入70年的歷史范疇中,在長時段歷史中消化、融解其中的斷裂或路障。尤其是由此發見新時期文學與當代文學的歷史關聯性——相比于尾聲,引子的重要性更值得關注。也就是須從40年的引子或當代70年的歷史范疇才能更加看清最近的40年。這從一些具體的文學(史)生產要素來看尤為分明。

最重要的個案莫過于文學國刊《人民文學》的復刊。我以前有專文討論過這個案例,主要材源是新挖掘面世、出版的施燕平日記等復刊時期《人民文學》老人留下的各種文字。《人民文學》是當代文學制度設計中的最高文學標桿及發表平臺,也是文學界的政治風向標,當然也不失為各種利害糾葛的是非漩渦,可謂高處不勝寒真是一點不錯。《人民文學》的復刊事宜曲折醞釀了幾年多次,終于在1975年形成定議,復刊也稱創刊號定于1976年1月出版。《人民文學》復刊的歷史(象征)意義在于,既是文革政治的文學產物,而從后來的歷史看,它又是貫通“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新時期文學乃至整個新中國文學70年當然包括改開40年文學的國家文學(制度)標志物。對類似歷史現象我們今天尤應有一種整體性的理解,偏執立論并不可取,有礙于合情合理的歷史認知與判斷。《人民文學》復刊后一年未過,國家政治就發生了巨大轉變,文革結束,撥亂反正成為主流。種種變化毋庸具述,但作為文學國刊的《人民文學》的地位并無任何變化,依舊引領了幾乎整個1980年代的中國文學走向和潮流。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告新時期正式開始之前的1977-1978年,《人民文學》實際上已經開啟了新時期文學的先聲。有幾個著名案例已經留在文學史上了,一是劉心武小說《班主任》的發表(《人民文學》1977年11月,第11期),二是幾乎同時的《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開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1977年10月),三是《人民文學》1978年第10期發布“本刊舉辦一九七八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啟事”(評選出的25篇作品于次年3月頒獎)。在大多數文學史敘述中,這三例都被當作是新時期文學早期的標志性現象,但細致考察可見并不完全如此吧。連同《人民文學》的復刊及復刊首期蔣子龍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等,這段以尾聲疊加引子為特色的文學史時段無疑更顯出了獨一無二的重要性。

不僅如此,1977-1978年間的重要文學案例幾乎都在證明著文學史的進程已經處在了一種變局、轉折的突破狀態中。從國家宏觀形勢看,揭批“四人幫”自是頭等政治,同時四個現代化建設也已經成為基本國策和國家發展主旋律——對照文革時代,國家政治重心顯然發生了歷史性轉變。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制度設計的意識形態就此掉頭轉向或改弦更張,直到1979年的《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斗爭的工具”說》(《上海文學》1979年第4期)發表后,有關文學的政治屬性、功能和主體地位的認知與判斷分歧、觀點立場爭鳴還在長時間持續著。但是文學新氣象已經不可阻擋地形成了普遍性的氣候。作為文革后最早的文學潮流命名的小說《傷痕》發表于《文匯報》1978年8月11日,當年初還有了似乎并不具有鮮明政治功利性的形象思維討論,而最著名的作品其實是《哥德巴赫猜想》(徐遲,《人民文學》1978年1月,第1期)。在這一切之上,最重要的政治風向轉變信號則是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這場討論的延續時間也從1978年開始,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討論仍未完全結束,但結局應該是從一開始就已經定了。再來看這一時期同時相伴的揭批“四人幫”的政治運動,政治批判的模式并不出意外,值得注意的倒是作為副產品的“文學平反”作品,多數是曾經“黑線專政”的“十七年文學”,這使得1976-1977年開始的平反舊作實際上成為文革后中國文學接續“十七年文學”的一種文學史行為,這在1979年的《重放的鮮花》出版上達到了一種標志性的高峰。再從1977-1978年往前略加追溯的話,文革后期的文學復蘇也是在為文學史的承續預設、準備了新的文學人力資源——并且在某種意義上,所謂工農兵業余作者的身份強調,固然有突出政治的特定意圖,但從挖掘、提升社會層面的文學資源、借助政治正確的宗旨客觀上彌合文化資本(身份)差別的目的,也有一定程度的達成。比如在上海出版的《朝霞》叢刊、雜志的作者中,就有一批成名于新時期文學、有些迄今仍在活躍的作家,他們可以說是新中國文學70年后半段、貫穿了改開文學40年前后的一批“出身”文革文學的作家,其中包括陸天明、張重光、菡子、黃蓓佳、梅子涵、劉心武、古華、朱金晨、孫紹振、劉登翰等,相比更加典型、當時也更加有名的工農兵作家則有胡萬春、仇學寶、段瑞夏等,包括《朝霞》的編輯和領導之一的施燕平等。

真正結束這段尾聲疊加引子的特殊時段文學史的劃時代事件,政治上當然要算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文學文藝領域則是1979年10月的第四次文代會。此后就像是一種慣性發展了,整個1980年代近似地說就是政治和文學的蜜月旅行了。那么,這段文學史的樞紐——連接并貫穿了“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和新時期、改開文學——是否就是1977-1978年呢?

四、當代文學史、批評史的可能性

為當代寫史立傳、命名、經典化等的沖動或相關企圖,現今已因其太為常見而失去了討論的特殊性。但在新時期文學早期,乃至1980年代期間及迄今的某些時候,因為特定緣由也曾興起過幾次有關當代寫史問題的爭議或討論。只是有時并不直接以寫史的名義提出或出現,比如新世紀文學一說的提出,看似并不直接說是為當代文學寫史的目的或動機,但將新世紀文學命名為一種文學史概念——而非單純的某一客觀時間概念范疇里的文學,則顯然這樣一種命名實質上含有了當代文學史書寫的性質——新世紀文學是一種特定性質范疇的文學,而非單純時間意義上的文學現象。可見,所謂當代文學史及相關研究意圖其實一直存在著。時至今日,該不該、能不能寫當代文學史的問題,早就主要轉成了這樣兩個關聯問題:如何、怎樣寫當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寫作中面臨和需要克服的問題、困難有哪些?

最近20年左右的動向是,隨著當代文學時間長度的增加,為當代文學寫史越來越成為一件理所當然的事,而且,對于當代文學史的學術要求也越來越高了。在此意義上,有些當代文學研究現象得到聚焦而成為當代文學史研究范疇的題中之義,最突出的就是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史料學轉向。在我個人近十幾年的興趣中,既有所謂史料學轉向的具體學術表達,也有特定的當代文學史研究和撰述的具體嘗試——如果文學史是一種包容性的概念,則文學批評史也就在其中,我特指的是當代文學批評史。顯然,當代文學史、當代文學批評史等,都有了理論想象和實踐落實的條件。此時此刻,十分令人擔心倒是,如果寫史成為一種廣泛性的關注,或成為一種顯學,恐怕也就是文學史生產的泡沫經濟時刻來到了。前車之鑒其實很明顯,就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巨大泡沫化生產。當代文學史雖然還未到現代文學史的生產數量,但可以預期的是,今后最大量的文學史生產恐怕就會是當代文學史了吧。我們或許還應考慮到或警惕一下當代文學史生產的適度規模問題,也就是對于當代文學史生產的需求要有所探討。我們需要的是怎樣的當代文學史、包括當代文學批評史之類?

現代文學史生產曾經出現過的泡沫化現象,也或一大問題和教訓是,文學史著多數是同質化的重復產出。粗略地說,史著之間大多只有體量詳略之差,而少甚至沒有基本的質量高下、思想(觀念、方法)新舊之別,也就是史著之間甚少體現出材料、方法、觀點上的重要特殊性區別。區別性特征不明顯的學術生產,實際上就是重復性、復制性生產。也可能當代文學史的生產在這一問題或陷阱面前多少擁有一點先天的有利條件或免疫力,因為當代文學生產本身就有著不確定性的特點,即便在最基本的材料選用上,當代文學史研究就有很大的自由度,甚至還可能自由到了隨意性的程度。這就使得立論的隨意性和方法的強制性問題很容易出現。對此需要高度自覺重視的就是學術研究的規范性意識,需要考慮文學史研究的理論自洽性、邏輯系統性和整體統一性的問題。如果說現代文學史的泡沫現象主要是因為同質化、機械性的重復生產,當代文學史很可能會體現為隨心所欲、自說自話的學術失范,看似各不相同,實則邏輯混亂或缺失、漏洞百出;或是理論先行,為我所用,只顧一點而不及其他,名為治史,實則不過還是一種有限的文學批評而已。因此,當代文學史研究的難度首先恐怕就在如何控制文學批評的激情以及激情下的個性泛濫和自由慣性。否則,雖然泡沫化的具體起因并不相同,但當代文學史生產的泡沫現象也會緊隨著不久前的現代文學史泡沫接踵而至,即泡沫化生產的實質并無改變。

如果說上述這種情況可以視為學術的失范、失控所造成的泡沫化之弊,那么來自學科的完善和建設需求的專業性利益動力,也可能同樣會無形中失控助成當代文學史生產的泡沫。很難用數據來統計和證明究竟是哪個學科的泡沫化現象最為嚴重,但從一般學科經驗來做大致的判斷,我想也能基本近于事實。考慮到學科發展的歷史,在中文學科內部,應該可以認為一般古代學科專業的歷史化、史學化建設體系已經完成,比如中國古代文學史等,這些學科的泡沫化生產即便發生過,那顯然也是在過去,如果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需求和權利干預、誘導,學科自身、內部應該不會產生通過大規模修史產出學科專業史著的沖動及結果。而當代文學史學科建設所面臨的現狀和未來則大相徑庭。長期以來,在國內大學中文系(文學院)的學科專業(教研室)設置歷史上,迄今現代、當代文學專業或分立或合體的制度設計都各有緣由,或者說目前還存在著明顯的當代文學專業單獨設置并不與現代文學統合的學科制度,狹義的現代、當代分界還是明確存在的。而在具體教學課程的安排中,則現代、當代更是大多分開(兩學期)講授,并且,當代文學內容的時間下限幾乎沒有任何規范性的共識認定——就此而言,當代文學史課程教學及研究撰著其實形同無軌電車,開往方向和目的地并不明確,還可以隨意停車或設置終點。再來看現代、當代文學(史)的專業內部建設水平,可以認為現代文學專業的歷史化、史學化等重要學術規范的建設已經趨于成熟(尚不能說完成),畢竟已經有了半個多世紀的學科自覺規劃和具體努力,成效顯著,某種程度上這倒也和現代文學史生產的泡沫化更為嚴重的現象所相應。而當代文學(史)的規范化建設、課堂教學實踐卻還沒有從文學批評的觀念范疇及方法中提升成型。我想說的是,即便是在教學應用中,目前所見的大多數當代文學史著及相關研究著作,實則不過仍是一種文學批評的增量擴張版而已。當代文學史著尤其是教材教輔類用書,其史著內部的理論和邏輯的有機性明顯不足,同時文學史觀的意識也相當模糊,不清楚文學史研究的目標究竟是什么。至多不過是所謂重大重要現象的時間排序排列,或是將當代文學作家作品的散點評析集合而成一書罷了。這都算不上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史教學。但撰史的需求和沖動卻又可說充分的巨大。從這種現象的嚴重性及其普遍性來看,很容易得出一種判斷或結論——一方面已經趨近泡沫化生產了,另一方面,生產的規范和技術卻還并沒有成熟,產品的質量水平仍處在低端。可以說,對于當代文學史生產的強烈需求與高水平高質量生產技術之間的嚴重不匹配,形成了當前當代文學史生產的一種突出矛盾。但這就完全陷入悲觀了嗎?倒也不。相反同樣也可從樂觀角度期待,當代文學史研究及教學水平的未來發展和高度提升還可有足夠的想象前景。泡沫不完全可怕,況且并不能完全避免,我們需要看到泡沫作為新的生產價值產生的代價或成本作用。換言之,我們現在需要探討并設計的是當代文學史教學科研的理論實踐路線圖,在現有的基礎上完成、完善包括當代文學史、當代文學批評史等在內的基本建設工程。因此,如前面提到的近年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史料學轉向就不失為助成、加強了一種非常良好的、也符合學科學術提升發展的風氣、潮流,特別是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倡導、推動形成了一種自覺的學術研究的基本規范意識,相信對于本學科的學術形象塑造和未來的正道發展具有十分有益的幫助。

五、以媒介為例:基本概念、理論問題的歧義或新義的產生

進入新世紀新媒體語境之后,不僅日常生活方式和觀念出現了重大的顛覆性改變或更新,學術理論話語在一些基本概念、理論問題上也產生了理解上的歧義,有些是完全出現了新義。這使得我們不僅需要適應世俗層面上的網絡化生活,而且需要應對理論層面上的學術代變的挑戰。否則,我們就將再度陷入理論話語空轉、不及物甚至失語的窘況,威脅到整個學術研究的有效性乃至對于學術研究的存在價值產生質疑。這其實是轉型時代的必然現象,也已在近年成為一個常態化的需要時時面對的問題或現象。以下姑以媒介在文學研究中的功能和意義的認識問題做些簡單討論,以說明這一現象的挑戰性。

根據我的經驗性觀察,文學中的媒介研究,尤其是自覺意義上的形成專業領域或研究方向的文學媒介研究,一般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這主要得力于兩方面的刺激和支持,一是1990年代的社會經濟轉型在文化產業領域催生出了一個媒介、媒體中心的時代,媒介的主體地位及商業功能獲得了空前自覺及全面開發。這一潮流一直延續到了接踵而至的新媒介時代,進而成為一種主流性的擁有商業市場依托的社會文化現象,迄今依然。二是域外文化研究、文化批評理論的大規模輸入,尤其是其中的媒介理論,不僅影響到了學術界,文化產業界包括影視和網絡等,而且在大學文科教育系統包括中文系、外文系(院)中產生出了極其廣泛、深刻的影響,迅速開拓出了嶄新的媒介研究的學術生產領域,文學媒介/傳播研究的項目和機構遍布各高校,同時還有正式建制的新聞傳播學院之類的教學科研院系設置,連續多年人文學科的研究生學位論文也多涉及媒介理論和媒介實踐研究。由此也就不難理解,在商業市場和學術研究兩方面的激勵下,媒介、文學媒介、文學生產與傳播等的相關研究,迄今仍有足夠的發展資源、動力、利益目標,仍呈方興未艾之勢。

可以簡單分析一下對于當代文學中歷來的文學媒介地位、作用和價值的經驗性認知。文化產業媒介的商業價值的全面開發始于1990年代,單從文學領域而論,1990年代前關注、注重的幾乎主要就是媒介的政治屬性、政治功能,特別是意識形態的宣傳陣地性質,媒介的主觀定位及作用發揮相對單一或有限。作為一種對比,我們會發現1990年代對于媒介的商業開發一下子有了走向另一個極端的態勢,即以商業目標為主了。同時因為原先的政治限制觀念松弛或開放了,媒介的多元發展獲得了充分的鼓勵和保障,這就形成了與1990年代之前完全不同的媒介、文學媒介生態——其實就是有關媒介的定位屬性、觀念、功能和作用認知期待等產生巨變后的媒介重組新生態。于是,媒介集中或融合了文化-商業-社會-政治等的所有權利內涵,成為一種權利博弈的場域。傳統的以文化——政治為主要內涵構成的媒介權利獨大現象已經基本消失。這使得文化生產、文學生產方式也隨之發生了劇烈改變——媒介形式因素的重要性常常要比內容生產更具有功利價值和市場影響力。就此,媒介也直接參與塑造了文學價值觀的分層、分類、分化的生態重建。甚至,媒介還改變了傳統的“人的文學”的根本觀念,因為媒介不僅是人的功能的延長,媒介同樣反作用于人,媒介可以改變人,人工智能已經表現出了這種技術趨勢將越來越普遍化而成為一種現實。最近的“人機合一”可能會是終結人文主義乃至人類中心主義的一種預示。比如,此前已經出現了機器人、人工智能的文學創作,更別說機器人在智力競技如圍棋人機對弈中的絕對優勢地位了。一種媒介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權威正在形成,并還在獲得越來越強大的技術支持。

媒介主體地位觀念的確立,決定了媒介的權利場域可以擴展或包容至所有領域,而媒介自身則不屬于任何一種傳統的專門領域——媒介跨域或跨域媒介現象已經成為常態,尤其是在互聯網——物聯網的新媒介時代。正是看到了媒介的這種無孔不入的入侵性、無所不能的建構性,我才多次不厭其煩地強調新媒體/新媒介的工具文明意義——作為主要生產工具及技術水平標志的新媒介也就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文明時代標志。新媒介對于傳統人文創造方式的改變,科技對于人文的全面重塑,難道不是預示了傳統文明的更新、顛覆、重建嗎?!媒介重塑文明的一個最大現實沖擊還在于,媒介首先已經重建了所謂現實的觀念、經驗、感知、認同。科技支持的新媒介世界已經構成了人類的真實現實——一種非現實/非真實的現實性/真實性已經出現、成立并成為我們的日常經驗,從最基礎的二次元到多維向度、多維空間的異文化、異文明的世界經驗,正在并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經驗中的基本構成和內涵,主導了我們的價值觀的基礎——我們不能再以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來界定我們的現實了。這種宏觀的甚至是有些抽象的觀念,其實都來源于、落實在、也支撐著新媒介語境中的日常文化和文藝生產,來源于、落實在、也支撐著新媒介科技的“超時速”推進——新媒介科技甚至改變了傳統的時間觀念,技術更新的速度加速了世界和現實的更新,一如飛機改變了火車時代的時間,火車改變了汽車、汽車改變了馬車的時間,我們早已經領教了新媒體經濟完成的財富積累對于時間認知的改變,新媒介已經促使我們的時間觀念從傳統走向了未來,也就是說新媒介加速了歷史的進程,新媒介改變了歷史運行的速度,主導了歷史演變的趨勢和方向。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新媒介文明現實。

從這種有關新媒介屬性和意義的討論中,我想關注的主要問題就是傳統的理論概念、學術生產機制必須順應現實的改變,需要有一種系統性的反思和自省,尤其是需要重建、夯實學術方法和理論的基礎,重建我們的經驗和觀念。如果說日常生活會以自然的方式教會我們新媒介生活的方式和技巧,那么學術研究的轉型卻會困難得多,原有的強勢性、習慣性的經驗和觀念總會長時間處于優勢但保守的權利地位。所以現實還是一個權利博弈激烈的時代。換言之,如何闡釋“新中國文學70年”也是一個當下性的含有多重意識形態話語權——政治、學術、文學、技術等的論題場域。其中,此前甚少或幾乎沒有的技術維度的論述,特別有必要成為審視文學史發展和變遷的基本視點。這也是文學制度、文學生產乃至一般知識生產、文化衍生產業等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

本文首刊于《小說評論》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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